建国百周年版①序言

建国百周年版①序言

（1876）

十一点钟的时候，在严重的病情中，我将不久前我的第一个主要集子《草叶集》出版后剩下的散文和诗歌搜集起来，其中有新作也有旧作——它们差不多全都作于过去完全健康的情况下（尽管有许多是忧郁的，使得这个集子几乎像是临终之作）——并在前面冠以最近收集的作品即小小的《双溪集》，现在以这种混合的形式印出来，一方面作为我的一种献礼和衷情来庆祝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新世界建国一百周年；一方面也作为乳糜和营养献给这个精神上坚不可摧的、平等地代表一切的联邦，未来许多个百年的慈母。

即使只作为我们美国的旺盛的证据——同样或者尤其是作为一种纪念品，我还是在最大骄傲和喜悦的心情下将我的那些关于死亡与不朽的诗歌保留下来，给现今与过去的一切加上一道彩饰。它们本来是作为一切的终结和协调而写的；它们的最终的作用也必然是这样。

为了某种理由——我自己心里也说不明白，但暗暗为之高兴而满意——我毫不犹疑地在这个集子中体现并贯穿着两条完全清晰的脉络——一条是政治，另一条是关于不朽的沉思。同样，这本书也有了散文与诗歌的双重形式。于是这个集子在那些小小插曲之后大致分为这两个乍看起来在题目和处理上很不一样的部分。我尤其珍视并始终以多种方式反复地要读者看到以下三点：第一，新世界民主主义的真正的生长特征将在卓越的文学、艺术和宗教表达中大放光辉，远远超过在它的各种共和形态、普选权和频繁选举中所表达的（尽管这些也极为重要）。第二，合众国的根本政治使命是实际解决和调停两套权力的问题——使各个州的特权相结合，趋于完全一致和彼此连接起来，具有必要的集中和统一，成为全国一体的权威，即无情的、包括一切和高于一切的、在这方面丝毫不让的最高联邦。第三，在今天普遍的乌烟瘴气之中，难道我们没有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带有最高象征性而坚不可摧的两个希望的支柱吗？——一个是，美国政治和社会上到处存在的病态只不过是暂时现象，是我们的无限生机的副产品和过分肥沃的土地上一年一度长出的杂草罢了，而不是主要的、持久的、多年生的东西。另一个是，美国过去一百年以来的全部经历仅仅是一种准备，是它的青春期；只有从今以后（即从内战以后）这个联邦才开始它正式的民主生涯。——这些，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

对于这个集子里的全部诗歌和散文（根本没注意时间先后，只是让原来的日子以及在当时的激情和感想中提到的东西胡乱塞在里面，没有改动），我的前一部书《草叶集》里的诗篇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土壤和基础，只有从那里才能生发出这后一本集子所更加明确地显示的根子和主干来。（如果说前者只显示生理学方面，那么后者尽管来源基本相同，却更加切实无疑地显示着病理学，而这是相当可靠地由前者派生出来的。）前一部主要作品是在我身强力壮的时候即三十岁到五十岁写作的，我在其中长久地思索着出生和生活，把我的想法用形象、斗争和我们时代的事件表现出来，给它们以明确的地位和个性，把它们浸透在争取自由的豪迈而无畏的激情中，这自由，为了把尚未诞生的美国精神从层层束缚、迷信以及过去亚洲和是严格地准时出席的。

欧洲所有悠久、固执而令人窒息的反民主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是必不可少的。

——我总的意图就是要超越于一切人为法规和助力之上去表达自我的永恒、具体、复合、累积和自然的性格中。

鉴于美国迄今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尚在形成之中，我将我的诗作和文章作为营养和影响遗留下来，使之有助于真正消化和加强，尤其是提供某些为美国各州所亟需而我认为在文学中还远未供应的东西，让它们、或开始让它们清楚地看到它们自身，以及它们的使命。因为尽管一切时代和民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其相似之点，甚至在承认进化的情况下也基本上是这样，但是这个共和国就其成员或作为一个组合起来了的国家来说，有某些至关紧要的东西显得特别突出，已臻于现代人性的境地。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它在道德和精神上还很少认识到的。（虽然，看来很奇怪，它却同时在忠实地按照它们行动。）我如此绝对肯定地指望着合众国的未来——它虽然基于过去，但不同于过去——当我准备或正在歌唱的时候，我经常召唤这个未来，并投身其中。自古如此，一切都有助于后来者——美国也是一个预言。什么事物，哪怕最好最成功的事物，可以单凭它本身、它眼前的或物质的外观就能证明其正确呢？就人或国家而言，他们很少有了解自己能够给未来留下多少影响的。只有那种像高峰般耸峙着的人或国家，才能将它的主要意义留给你我今天所作的一切。缺了它，无论国土或诗歌都没有多少意思了——人类生活也就没有多大意味了。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国家，都是这样的预言。然而，像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土——如西部那些国土——拥有如此广大、如此清楚的预言的时代、民族和国家，从前哪里有过呢？

我虽不是科学家，但充分采用了我们时代和过去一百年的伟大学者们和实验家们的结论，而就长远效果来说它们从内部影响了我的全部诗作的基本养料。当今追随现代精神并一直在巩固和向未来伸展的真正诗歌，必须唱出唯科学主义所赋予人类和宇宙的宏伟、壮丽和真实性，（这全叫创造）并且从今以后要使人类进入符合于（旧的诗歌所不曾认识的）那种宏伟、壮丽和真实性的新轨道，像新的宇宙体系那样平稳地、比星球更巧妙地在无限的空间旋转。诗，自古以来乃至今天仍大致与儿童故事、与平凡的爱情、室内装磺和浅薄的韵律结伴的诗，将有必要接受而不是拒绝过去或过去的主题，将会因这种惊人的创新和宇宙精神而复活，而后者在我心目中必然从此成为一切第一流诗歌的多少可以看得见的背景和基本动力。

不过，（对我来说，至少是在我所有的散文和诗中，）在高兴地接受现代科学、毫不犹豫地忠实追随它的时候，还有一个始终被承认的更高的境界，一种更高的实际，即人类（以及其余一切的）不朽的灵魂，那精神的、宗教的东西——而把它从寓言、浅陋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使之进入新生的信念和百倍宽广的领域，我认为这正是唯科学主义的、同时也是诗歌的最高职责。对于我来说，宗教性的、神圣观念的和理想的领域尽管是潜在的，但在人性和宇宙内也正如化学领域或客观世界中的一切那样，是确实无疑的。对我来说，先知与诗人，一定还会保持自己——在更高的境界上，一定会向现代、向民主调停——还向它们解释上帝和幻象。

对我来说，博学多闻的王冠将意味着必定为一种更美好的神学、更丰富更神圣的圣歌开辟道路。这不是几年或几百年所能解决的。在现实的背后潜伏着现实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它所全力争取的那个方面。在人类的才智中也有一种裁判，一个受理上诉的法庭，它到时候，那遥远前景中的某个时候，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这列阶梯中的某些部分，由于想要描绘或暗示它们，我从不害怕人家指责我这两卷书中有晦涩难懂之处——因为人的思想、诗或歌曲，必然会留下一些朦胧的逃避处和出口，必然会有某种与空间本身相近似的流动和缥缈的特征，这对于那些很少或没有想象力的人就是晦涩难懂的了，而对于那些最高的旨趣却是必不可少的。诗的风格在它面对灵魂说话时，是一种不大明确的形态、素描、雕刻；它更适合于远景、音乐、中间色调，甚至还不到中间色调。的确，它可能是建筑；不过它还是像原始森林或它在曙光中给人的印象，迎风摇摆着的栋树、雪松的印象，以及缥缈无着的香味。

最后，由于我是生活在新奇而尚未成熟的国土上，在一个为未来奠基的革命时代，我早已觉得应当把这个时代、这些土地的特点体现在我的诗中，并且完全用我自己的风格。因此，我的诗歌形式是严格地从我的意向和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并且与它们相适应。在我这一生，合众国从云海迷漾和犹疑不定中浮现出来，达到了圆满（尽管有变化）的定局；完成并取得了相当于十个世纪的事业和胜利，并且今后要开始它的真正的历史——如今（即从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正在清除途中的严重障碍物，而我们周围与前方的自由领域已经不同于过去，完全明确了——（过去的那个世纪不过是轮船驶入海洋之前的准备、试航和实验而已。）

要评价我的着作，必须首先深刻地评价世界当代的潮流和事业，以及它们的精神。从刚刚结束的那一百年里（1776—1876），连同那些不可避免的任性事件的发生，新的实验和引进，以及许多前所未有的战争与和平的事物（也许要再过一百年之后才会更好地认识或才能认识）；从这段时间中，尤其是从刚刚过去的二十五年（1850—75），连同它们所有的迅速变化、创新和大胆的运动，并且带着身上那些不可避免的主观任性的胎记——我的诗歌实验也找到了起源。

瓦·惠特曼

① 这个纪念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的版本包括两卷，即《草叶集》和《双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