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14日,我到了当时所谓“战时首都”重庆。不久,为了纪念鲁迅逝世,在“中苏文化协会”的俱乐部召开大会,文化界的同志都到了,老舍主持。大会刚开始,一群特务闯上主席台,把老舍架了下来,乱叫乱闹,会没开成,大家悲愤而散。1946到1948年,我在上海,家住虹口,茅盾同志住大陆新村,我常去看他,隔壁就是鲁迅的旧居。内山书屋就在附近,我也不时地出入,那时王造时也搞了一个书店。我在上海两年多,参加了两次纪念鲁迅的大会,都因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未能终场。记得有一次,宋庆龄同志也参加了,特务们气势汹汹,把大会的签名簿都抢走了。在上海时,我曾经和几个朋友到万安公墓去拜望鲁迅的坟墓,一抔黄土,一块小小的石碑。来去路上,都有特务们的眼睛。
虽然生前没见过鲁迅,但对他崇敬的感情是很深的。五四运动以后,我在济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爱好文艺,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著作,以后又读丁他许多书,读其书想见其为人,鲁迅的形象高高地、高高地矗立在我的心头上。
《有的人》虽然是一首短短的抒情诗,但写出它来,至少得具有几个条件。
首先是对鲁迅的认识,崇敬他的思想情感,像前面所说的那一些;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在这首诗里歌颂了伟大战士鲁迅,也同时揭露批判了鲁迅的对立面,官僚地主阶级和一切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派。对这—点,我的感受也是极深刻的。从“中华民国”这块空招牌高高挂起之后,我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旧军阀、新军阀的种种罪恶残暴的迫害,我也悲愤地目睹了地主阶级和一切达官贵人为非作歹、欺压群众、视人民如草芥的种种情况,这帮坏家伙,利用他们的走狗作吹鼓手,替他们歌功颂德,同时,还想在石头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为自己树碑立传,以期“流芳百世”。其实是“遗臭万年”,什么“功德碑”“神道碑”,不一而足。
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历、感受,存在心里,酝蓄多年,借着纪念鲁迅逝世这样一个机会,用诗作为一个出口,抒发了心中的积愤,水到而渠成。抒情诗当然是抒情的,但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经验作底子,仅凭—时感触,即兴而成,那它的思想性和感情的深度就会显得不足,不能深深地打动人心。
一切优秀的文艺创作,都离不开深厚的生活经验,和作者对这种生活经验深刻的爱憎情感。
当然,艺术表现能力的强弱,也是作品高低的关键。
写这首短诗,我处处用了对比手法,这是显然可见的。这种手法,是以对两个阶级、两个对立面的真实情感为出发点的,爱什么,憎什么,诗里表现得很清楚。它歌颂了应该歌颂的,打击了应该打击的。
这,表现了我个人的爱憎,但这种分明的爱憎又不仅仅属于我个人的。鲁迅活着的时候和逝世之后,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怕他、恨他,发动攻势“围剿”他,造谣侮辱、中伤他,连他的坟头,都怕得要命。而人民呢,却敬他、爱他,把他作为自己的代言人,阶级斗争的勇士,文化的旗手,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对待鲁迅的态度上,可以清楚地感到阶级斗争的剧烈。这篇短诗,是为纪念鲁迅有感而作的,但它却有着更大、更广泛的含义。《有的人》写了两种人,实际上也就是写了两个阶级、两个阶级斗争,以及人民群众对它们的爱憎之情。《有的人》从它诞生到今天,已经有30年的生命史了。它没有被时光浪潮所淘汰,还被大家记着,就是因为诗中抒发的思想、爱憎之情不仅只是我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