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有的人》
臧克家
一篇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是产生在浓厚的生活里。这是我坚信不移的一条真理。
1949年为了纪念鲁迅而写的《有的人》这首诗,反应是强烈的,但我和鲁迅无一面之缘,这情况怎样解释呢?
在鲁迅逝世13周年的时候。我去瞻仰了他的故居,回头来就写了这篇诗,这岂不是即兴而成?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说来话长啊。我和鲁迅虽然没见过面,但我对于他是尊敬而又有亲切之感的。1923年我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接触新文艺,自己也从事习作。这时候我就读过鲁迅的《呐喊》《热风》《野草》和由他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等。读他的书,景仰其为人。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的黑暗时代,鲁迅的作品像一道明光,引导我们在前进的路上探索,郁抑的心情好似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口子。1926年,我奔向武汉,在大革命中作了一名士兵。这与鲁迅、郭沫若在思想上的启发是大有关系的。武汉大革命失败以后,我跨进了大学的门。读鲁迅的书越来越多,对他崇敬的思想情感也越来越强烈。那时候,阶级阵线分明,与国民党在各条战线上的斗争十分剧烈。鲁迅、郭沫若、茅盾,在我们心中,是左翼文化阵地上的三面大旗。鲁迅的那种爱憎分明、坚强战斗的精神,鼓舞斗志,万人景仰,而他的文章有如利刃新发于硎的寒光闪闪,使同志奋发,使顽敌胆丧。
1942年8月,我到了所谓“战时首都”——浓雾蒙蒙的山城重庆。10月18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俱乐部纪念鲁迅逝世6周年,老舍主持会议。宣布开会之声刚落,成群特务把老舍架了起来,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被迫散去,特务追踪,人人愤怒!另外一次,我伴同许寿裳先生从歌乐山赶到市内参加纪念会,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6年到1948年,我在上海,也有两次在大戏院子里开会纪念鲁迅逝世,宋庆龄、郭沫若等许多文化界领袖人物都参加了,结果与重庆纪念会情况相同,特务甚至把签名簿也抢跑,使千人大会未能终场。这种会场如同战场,使我感受深刻极了。
1936年鲁迅逝世了,举世悲悼,万人送葬。鲁迅支持的《作家》杂志,约我写首诗,我以哀悼深情写了《喇叭的喉咙》这首诗。
记得1948年,在鲁迅逝世纪念那—天,我同几位朋友—同到郊外的公墓去凭吊。—口小土坟,—尺小石碑。上书“鲁迅之墓”四字。一代民族英雄,文坛巨擘,死去之后,只有黄土—抔!我们徘徊又徘徊,久久不能去。我们来去,都有特务的眼睛盯着,有的,还替来参拜的同志“留影”追踪。鲁迅受到亿万人民的敬爱;而国民党反动派,连他的坟头也望而生畏。记得很清楚,1935年,我在临清中学教书。暑假回到母校——国立山东大学所在地青岛,遇到萧军同志,他力劝我给鲁迅写信,并把“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十二号”的地址开给了我。但我,不能写信。在新军阀韩复榘的统治下,我没有写信的自由!我的学生因为什么“嫌疑”有两名被捕了,我们满腔悲愤在不自由的环境中过日子。我没有给鲁迅写信,但先后把两本诗集《罪恶的黑手》《烙印》寄去了。
上面我简要地述说了我怎么读鲁迅的书,崇拜他的人,怎样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思想上受到他的教育与影响,感情上对他如何地亲切而敬爱。虽然没见面,而精神上的感召是深切之至的。